有个大男孩,他叫J。J今年17岁,在精神科病房里住了9个月。J有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和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Complex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他童年时期目睹家暴,曾经被继父反复身体虐待和性侵犯。他16岁原本一切如常的一天,突如其来被妈妈离弃,开始产生自杀念头,被比他年长一岁的姐姐带来医院。
9个月的几乎每一天,他对医生和护士说,他想死,他打算从城里最高一座楼坠下;他已经决定了要这么做,没有任何人或事会阻挡这个决定。他某段时期展现暴力倾向,会抢夺医护人员的通行卡,逃离医院,跑到城里最高的那座楼,企图往下跳。他每天都在哭,每天都想死。
我遇见他的时候,是8个月后的事。那天他从另外一间医院被转送到来我工作的单位。我敲门打开他的病房房门,看见一个比我高大许多大男孩,头发长长地遮盖整张脸,低着头背对我。他正在哭泣,肩膀一直抖动着。他拒绝和我交谈,自闭症谱系大脑需要一段时间处理新的人事物。我说,你现在心情不太好,那我们明天下午再谈吧。几小时后,在病房里走过,J把我叫住。他说,Dr Lin,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医生吗。他一直低着头,在病人和护士随意或忙碌走动的病房里,没和任何人有眼神触碰,却记得了我早前自我介绍时说的名字。
儿童精神科医生推荐了一些对自闭症谱系病人说话的方式,比如要明确地对J说,我们现在要开始说话了,和我们现在要结束对话了等等。我好好运用了,而J也慢慢对我产生信任和精神依赖。几乎每一天,我看着J的眼泪在我面前一滴接着一滴落下,一边听他说,“I am so sad, so
so sad.”他说他浪费了过去8个月的每一天努力地想死,他现在努力地不想死了,却依然难过。我的高敏能力毫无滤器地吸收我能感受到的难过。我每天工作的一部分,包括步入J的乌云底下,面对和吸收他的所有焦虑、思维反刍(thought
rumination)和难过。我为此感到困扰和沉重,也因为个人情绪被病人影响这回事,已违背我对自己专业素养的要求。
一个外科医生在随意谈话的时候曾提及,”Psychiatrists
are actually not doing anything to help the patients. But we still need
somebody to do it.”(精神科医生实际上无法做什么来帮病人,但我们还是需要有人去做这件事)(偏题:外科医生常觉得做手术是非常伟大和有用处的事情,其他人没有他们就无法存活;举例一句普遍的话是,”I
can cut, can they cut?”)。我在精神科部门工作的几个月里得到最大的安慰是,这句话仅是某群人的个人意见。我肉眼看过许多病人的精神状态在我们的治疗下逐渐产生好转,也看过病发时对医护人员展现行为和言语暴力的病人在几天后好起来时对我们道歉。在我非常困扰的某一天,J对我说,”I am struggling. Every day is a
struggle. You are a doctor, you must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to help me.”
为了让自己好起来,害怕改变的J接受了药物上的改变。他接受了新的anti-depressant,和妥协让我们减低anti-psychotic的剂量。在相同的时段,他在心理师和社工的帮助下,精神上有很大的好转。他开始会看着我的眼睛说话,开始会对我道谢,开始会适时微笑。我看见他微笑的时候,感觉好开心。我也领悟了,原来情绪总是对等的。有多少的难过,就会有多少的快乐,和反之。他出院前几天正好是我要离开精神科部门的时候。他说,”I
won’t see you anymore? Dr Lin. This is sad.” 我说,“This
is not sad. You are getting out of here too! We are both moving on.” 他又笑了,我也笑了,笑得比他灿烂。
后来J顺利出院,但觉得生活太难的时候还是会哭泣,想死的念头依然埋藏在脑海某个角落,像是一条留在自己的退路。但他跨过9个月在医院里的日子,努力还自己一份勇敢和想要的生活。我希望J和所有受过伤的孩子,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都可以找到一份平静和心安。或许我们都该把一份微笑时的璀璨和快乐留在心中,在漫漫长路,给自己一直走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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